全球资本过剩之下的宽松货币政策失灵，使各国重新转向积极财政政策。全球财政紧缩阶段在2013年达到顶点，最终在2015年结束。2016年发达经济体的预算政策将略具扩张性，最新计划显示明年也将是这种情况。在日本，政府公开决定，未来12个月预算政策放宽幅度将达GDP的大约1.3%。在中国，今年财政政策至少已放宽GDP的1%，不过其中很大一部分并未列入官方政府预算。在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表示正在重新考虑前任财相关于到2020年实现预算平衡的计划。在美国，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都简要介绍了支出计划，规模分别达到GDP的1.5%和2.5%，但不能确定特朗普支出计划在与国会谈判后会在多大程度上被额外税收计划所抵消。在欧元区，预算赤字目标已获准提高，以用于帮助移民和实施容克的基础设施计划，甚至德国都考虑在2017年减税，但就财政刺激来说，总体变化似乎仍不大。摩根大通近期估计，今明两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用结构性预算余额来衡量的预算政策的放宽幅度（占GDP比例）将达到0.2%，最终放宽幅度可能略高于0.2%。目前一个公认的看法是，当利率处于零下限时，财政乘数可能相当大。保罗·克鲁格曼不久前提出，作为一条经验法则，这种时期财政乘数或许会在1.5左右，高于以往0.5的标准估计值。这似乎是一个极好的估计，暗示着2017年各国的财政宽松可能使GDP增速加快超过0.25%，而在2013年，财政政策对GDP增速的拖累大于1.8%。上述信息显示，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转向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支点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加文•戴维斯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由于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已达到极限以及日本和欧元区仍然没有击退通缩威胁，具有供给侧特点的一揽子财政刺激方案开始出现，尤其是在日本和中国。实际上，在今年上半年的G20上海财长会议和9月份的G20杭州峰会上，主要经济体都达成了加大财政政策力度的共识。不过，虽然中国被视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国家，但在安邦智库（ANBOUND）看来，中国在全球转向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和改革目标。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前者的市场化程度更高，依靠货币政策来调节市场；而中国过去更多以财政政策为主，是投资型主导的经济（尤其是政府投资）。因此，在这一轮向积极财政政策的转向中，中国看似与各国一起行动，实际上重点有所不同。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而是如何推动市场化改革，激活国内的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