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市场有两个政策举措影响整体经济，一是全面强化金融监管，二是房地产调控。原因在于，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大。虽然政策部门并不愿意称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但从影响力来看，它们已经有了与支柱相似的作用。

先看金融业。国内金融市场近年来持续高速发展。海通证券对此做了不错的统计和归纳，2007年时我国银行业资产总规模为54万亿，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则达到236万亿，增长了3.4倍，而同期GDP才增加了1倍多。保险公司总资产规模从2007年的不足3万亿增加到当前的16万亿以上；信托、券商、基金的扩张更加迅速，信托业资产从2010年的不足3万亿增加到去年底的20万亿；证券公司的总资产虽然不足6万亿，但是资管规模却从2011年时的不足3000亿增加到去年底的17.8万亿；公募基金规模从2010年的2.5万亿增加到9万亿，而增长部分主要来自专户业务，12年时不足1万亿，当前已在6万亿以上；基金子公司专户业务五年内从无到有，当前规模也在10万亿以上。从近三年平均增速看，私募基金规模年化增速高达130%。基金公司公募增速45%，信托23%，保险20%，增速也都远高于GDP增速和M2增速。

从宏观角度看，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5年时不足5%，但截至2016年底，这一比重达到了8.4%，而美国和日本这一比值的历史高位分别在7.7%和8.5%。从微观角度来看，我国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总利润比重达到57%，在金融更发达的美国这一比重为45%。分机构来看，我国仅银行业上市公司利润的占比就达到了46%，这与中国仍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有关。近几年，非银金融机构利润占比在快速上升。

再看房地产。中国房地产的膨胀很严重。由于发展阶段和统计口径差异，我国房地产增加值占GDP的直接比重并不高，仅为7%，而美、日占比都在10%以上。但2008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增加值占GDP比重累计上升了2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反而稳中有降。如果考虑到间接效应，房地产对经济影响要大得多。根据海通证券的测算，广义房地产行业（包括建筑业）的GDP每增加1单位，将带动其它行业的GDP增加1.6单位，按此计算，中国1/3的经济与房地产有关。在2016年6.7%的GDP增长中，有2.4个百分点是由广义房地产行业拉动起来的，对GDP增长贡献率高达36%，而2015年贡献率仅为25%。所以，说2016年的GDP增长靠地产和基建并不夸张。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金融业和房地产是绑在一起的，共同主导着经济走势。按海通证券的估算，首先，每1单位广义房地产GDP可以拉动接近0.2单位的金融业GDP，拉动幅度仅次于采矿业。其次，房地产相关行业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达到34%，发行的信用债存量占非金融信用债总量的近50%。最后，在“影子银行”体系中，地产相关行业的融资也很多。截至2016年底，证券公司定向资管计划高达14.7万亿，基金子公司专户产品规模达到10.5万亿，其中的很大部分与房地产非标融资有关。

市场机构计算出的上述结果引人注目，作为总量超过74万亿元人民币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与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如此高度相关，结果颇为惊人。中国是如何建立起这样的相关性呢？核心的原因就是城市化。在我们看来，这既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结果，也是资本过剩的一种表现，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在《颠覆世界的城市化》一书中，对于城市化、资本过剩和危机的关系（即“危机三角”模型）进行过很好的分析。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目前正处在这种危机的深化阶段。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的结构调整压力告诉我们，经济与金融和房地产捆绑得过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是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经济，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有着“世界工厂”的定位，在国内还有着巨大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这样的大国经济体不能被金融和房地产捆绑得太紧，不能把经济建立在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上。安邦不断强调中国要发展“精细制造”产业，保持制造业在经济中占有一定比例，就是为了使中国经济保持一个健康的产业结构。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刺激了资本扩张，形成了资本过剩的局面，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中国经济的走势。由此产生的结构问题，也成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风险。未来，中国经济要逐渐与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解绑，平稳地拆除掉这颗“炸弹”。（LH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