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是一件关系国家治理的大事。在当前来说，中央“控制”地方有多种方式：一是党的系统，二是政府行政系统，三是法律法规，四是人事管理权力，五是财政权力。中央可以通过考核机制，以种考核和评估来实现从上对下的管理和治理。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遇到了新的困难和挑战。从独立智库的角度看，安邦咨询（ANBOUND）认为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经济放缓导致财政压力增大，中央无法向地方提供更多财政支援；第二，去杠杆之下，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受到严格限制，地方融资面临严格约束；第三，中央的发展思路和方向变了，但干部考核机制和考核目标没变，造成思路与考核的脱节。

反腐败运动整肃了党风、政风，也改变了对官员的激励机制。过去的激励机制可能主要是“升官”或“发财”的动力，现在则变成了反腐倡廉和考核机制的压力。在经济发展环境和发展资源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面临的发展压力明显增大，而要完成各项考核的挑战也会增加——经济增长、扶贫脱贫、社会发展、教育医疗、城市建设、产业发展、债务清偿等多个领域，地方都面临着现实的压力。

以地方债务为例。中国去杠杆操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削减政府债务规模、约束政府的负债机制。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分析政府债务时表示，截止到2016年12月底，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是17.5万亿到21.3万亿，前者是窄口径17.5万亿，后者是宽口径。占GDP的比例，窄口径为23%、宽口径为28%。李扬认为，对地方政府的这种以债务扩张为代表的“野蛮生长”不能听之任之，必须进行改革。他的建议有四条：第一，全面、真正地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说白了，政府少做点事儿，这涉及到处理债务问题的根本。第二，要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第三，需要有财政的透明度。第四，要动用民间资本进入目前由地方政府担当的领域。

在我们看来，严控地方债务增长的思路，以及体制内智库提出的建议，虽然符合降杠杆、限制债务扩张的思路，但对地方政府也形成了极大的发展约束，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的“行为畸形”——部分地方为了完成上级考核目标而搞数据造假；部分地方为了缓解财政压力而收“过头税”、乱收费；还有些地方拼命挤干最后一点市场空间和政策资源。

比如，安邦咨询研究人员在调研中了解到，目前各地都在提高城市发展规格，恨不得都是国际化城市，但这样下去肯定会出问题。要搞国际化的大城市，各地就要上大项目、大搞城市建设，现在二线、三线城市都在提高大项目比例，对中小项目不感兴趣。有些地方提出，1亿元以下的项目不招不引，有时为了大项目进行包装，出现了虚假繁荣；而小项目减少，导致税源减少，城市日常运营可能出现问题。还有部分地方反映，今年各地政府部门中的统计部门可能是最累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要为上半年的经济发展“编数”。现在不少地方的企业经营乏力，地方财政依然要靠土地财政，在政绩压力下，追大求洋，很可能会让政府债务负担雪上加霜。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不少平台公司的负债率普遍偏高，很多财务数据是为了融资做出来的。

很显然，如此发展下去，很可能会出大问题。在短期内，也许还能包装出来一种稳定发展的现象；但中长期看，根本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现在看来，追求政绩还是各地政府关注的重要动力（实际上是压力）。

如何缓解这些相互交织的矛盾？在我们看来，解决这些问题，中长期当然还是要靠发展，通过发展还解决结构问题、动力问题，以及发展资源不足的问题。但是，中长期解决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而且需要时间。在短期内如何缓解这些矛盾呢？我们的建议是：中央可以调整考核目标和考核机制，适当放松对地方发展部分目标的考核，给地方官员更多的发展弹性。

这种建议看似出格，实际上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要想让地方少负债、少违规融资，就要缓解他们这样做的动力——政绩考核。如果不设过高的经济发展目标，地方官员可能会多喘口气，不至于在多个指标上斤斤计较，务求今年内必须完成。正如前面所说，政府少做点事，地方债务就会减少增长。这并非简单放松地方政府的要求，而是考虑到了具体的资源限制，通过让地方政府调节行为，来减少地方政府的各种“折腾”。政府可以把考核重点放在扶贫等国家目标上。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改善地方经济社会状况，中长期要靠发展，但短期内则可以考虑放松部分考核目标，减轻地方政府应对考核的压力，为地方发展提供更多的回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