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高度强调实体经济。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报告还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重新强调发展实体经济，这是国内决策层对近年中国经济“脱实入虚”进行反思的结果。在安邦咨询（ANBOUND）的分析中，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虚”，这与城市化进程下的资本过剩有很大关系，是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提出的“城市化-资本过剩-经济危机”这一“危机三角”模型的一种现实表现。简单来说，一方面实体经济发展受到的约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资本过剩带来的资金涌动，推升了资产价格上涨，也刺激了各种“以钱炒钱”的资产交易。大家都知道有资产泡沫，但在泡沫没有破灭之前大家都乐于沉浸在泡沫中。

看到经济“虚”化的危险，中国政府开始着手调控，试图扭转方向，这就促成了重新强调经济要“务实”的政策方向。有一种看法把发展实体经济视为坚守传统产业。当代经济学基金理事长夏斌解释，发展实体经济就是要提倡坚守传统产业。他表示，新型工业、新消费、互联网、健康产业，这四大产业是中国经济的新动能，但仅仅关注这四大产业是不够的，在转型创新中不能一窝蜂，仍要坚守传统行业。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振兴实体经济要发展制造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认为，中国有去制造业化趋势，这是很危险的。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才7%，中国是8.5%。“不能说中国金融业比美国还发达吧？中国金融业没有服务实体经济，就是搞那些表外业务、通道业务等，就是‘钱去造钱，用钱去炒钱’！”已经有多位学者警告，中国的新经济已经有虚火，部分新兴行业已出现“虚热”，如果这时不作宏观调控，有可能出现新的产业过剩。张文魁认为，未来中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最终要体现为现代产业体系；而现代产业体系必须要以制造业为中心。日本的产业空心化就是一个例子，由于制造业出走或者制造业衰退，使日本的产业出现空心化。

从中央到学界，都认同中国要发展实体经济，尤其是要发展强大的、不断创新升级的制造业。在发展思路确定后，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务实”——如何发展好实体经济？如果不能找到一些切实的办法，发展实体经济、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就可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在我们看来，要重振实体经济，首先需要问：实体经济需要什么？其实答案并不复杂，一类是“硬需求”，实体经济需要有市场需求，需要有资本投入和便利的融资，需要有技术，需要土地和空间，需要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条，需要有成本与技能都合适的劳动力（人或者机器人）等等，这些主是要素需求。另一类则是“软需求”，主要是制度需求，包括市场制度、法律制度、公平的环境、服务需求等，在中国，这主要涉及到政府的服务，企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等。

找到答案并不难，但难就难在让这些软、硬需求能够持续、稳定地同时存在，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上述软硬需求的集合，就是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环境。从政府角度来看，政府不可能代替企业包办一切，但政府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在当前形势下，如下几点可能对政府作为比较关键：（1）放开市场准入，尽最大可能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限制性干预。（2）政府不能利用政策资源去抬高城市的成本，而是要尽量去降成本。以房地产为例，如果城市政府不断推高房地产价格，基本上就是在扼杀当地的制造业和基础性的服务业。（3）打击和限制以钱炒钱、基于互联网金融的所谓金融创新，促使金融资源流向更多属于实体经济的制造业和服务业。（4）调整政府财政资源的使用方向，减少政府直接投资上项目，将资源转向环境营造和公共服务。（5）以法律制度来维护市场的公平性、开放性和可预期性。（6）在方向上，始终对外商投资表示欢迎，尤其是在实体经济领域，要持续吸引外资进入。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使中国经济重新转向“务实”，知易行难，关键在于政府意识和改革行动。必须抓住实体经济关注的关键点，才可能真正推动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